在国债期货推出的日程表上，首个备选日其实并非9月6日，而是爆发光大乌龙指事件的8月16日。十分巧合的是，市场当天虽未睹得国债期货“真身”，却透过光大将股指“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过程，恍若瞥见了万国证券在“327”事件中的魅影。

　　事实证明，很难再有力量阻碍国债期货“复出”的脚步。在量化交易界，难度系数堪称“华山论剑”级别的它，依旧在光大证券(601788,股吧)量化交易软件意外“失灵”20天后，快速登陆中国的资本市场。它的这次重新出山实际是财政改革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全面联手，对未来10年中国金融市场乃至宏观经济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现货高企 骑虎难下

　　国债期货复出的意义，远远超出期货市场的范畴。

　　大约两年前，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长李剑阁曾力挺国债期货重启。但据业内人士介绍，对于当时有关部门联合证监会上报的重启方案，财政部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时隔18年，在国债期货重启的问题上，财政部的态度至关重要。

　　如今看来，很可能是快速膨胀的国债现货规模，促使财政部最终投下赞成票。

　　2009年至2012年，国债现货的年度发行额分别高达1.62万亿元、1.78万亿元、1.55万亿元以及1.42万亿元。截至国债期货上市前一天，中国国债市场的存量已经达到7.91万亿元。

　　国债期货的缺失，已经和中国债券市场的体量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中央扩大举债规模的当下，谁来为机构手中庞大的国债头寸提供避险工具？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1976年，第一张国债期货合约在美国芝加哥交易所上市。作为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国债期货开发小组的副组长，王玮告诉，国债期货诞生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深陷越战泥潭，财政开支规模惊人，而国债是美国政府“融资”的重要手段，导致当时美国的国债总量扶摇直上。

　　无独有偶。上世纪70年代，日本为应对能源危机，同样采取了扩大公共投资以刺激经济发展的策略，持续大规模发行国债，以至于到80年代庞大的国债发行余额催生了金融机构强烈的避险需求―1985年，十年期国债期货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同样，德国在1986年引入国债期货时，其国债发行量在之前10年内几乎翻了一番。

　　“一般来说，债券市场发展较好的国家都拥有发达的期货市场，目前全球15大经济体中，除中国外，其余都推出了国债期货或者其他利率期货产品。特别是在发展阶段相似的金砖国家中，其余三国均有配套的利率期货产品，我们也希望最近上市的国债期货能弥补这个缺陷。”王玮感慨。

　　其实18年以来，重启国债期货的谏言声几度鼎沸，但不可回避的是，国债期货首次问世中国时，资本市场在现货不足的问题上“吃过苦头”，监管层不会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势必要等到国债现货市场足够成熟以后再行筹谋。

　　财政改革 筹谋破题

　　“327”风暴的亲历者魏央，对于国债期货重出江湖的动因，似乎有更深一层的理解，“国债是‘最正宗’的财政问题，推出国债期货的目的不仅是为存量国债保驾护航，更重要的在于，国家未来会进一步扩大国债的发行规模，来弥补由于财税体制深化改革而可能带来的财政收入缺口。国债期货的推出，实际上透露了国家宏观调控手段变化的重要信号。”

　　事实上，美国在率先推出国债期货后，其国债发行额不断攀高。去年9月，美国国债总额曾刷新历史新高，达到16万亿美元，甚至超过了当年15.653万亿美元的美国GDP总额。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中国国债期货上市当天，根据财政部的安排，2013年记账式贴现（六期）国债也于9月6日发行，计划发行规模大约150亿元。而本周之内，还会有400亿元凭证式（三期）国债以及300亿元的记账式附息（十五期）国债先后在9月10日和9月11日开始发行。

　　换言之，国债期货上市不足一周的时间内，财政部会发行850亿元国债，债融所得将成为本年度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

　　魏央甚至认为：“国债的盘子做大之后，‘增收’的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来帮助地方政府缓解地方债的压力。”

　　财政部披露的年度决算数据显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数额正逐年快速提升。2009年大约转移支付2.37万亿元，2010年为2.73万亿元，2011年为3.49万亿元，到2012年，该数值已经突破4万亿元大关，决算数额达到4.02万亿元，相比2009年增加近70%。

　　魏央的推测无不道理。研究国债期货的专家们纷纷向表示，国债期货的确可能会刺激国债现货市场的发展，动力存在于两方面：就发行而言，国债期货为承销商提供了避险的工具，机构可在承销期间进行反向操作锁定价格，降低国债发行的风险和成本；而就流通而言，期货市场的杠杆作用刺激国债期货活跃度，并最终带动国债现货交易的活跃。

　　对于国债期货重出江湖，天津财经大学金融系教授丛屹则认为，如果国债现货市场在期货衍生品的带动下进一步膨胀，那么不仅可以为财政收入提供更有力的支撑，还可以促进“财政”目标的推进。

　　“相比其他渠道，在直接融资市场发行国债，信息相对公开透明，而且国债的收益情况也随行就市地反映出海内外投资者对于经济前景、对于政府调控能力的判断。借助国债期货来提高财政收入和支出的透明度，可以说利在当下功在千秋。”

　　利率市场化 步步为营

　　财政部“投下赞成票”后，真正发动国债期货上市引擎的很可能是作为货币政策制定当局的人民银行。“这实际上是一次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全面联手。”魏央认为。

　　国债期货的本质是利率期货，它的一端系着国债现货市场的命运，另一端则连接着利率市场化的进程。而国债期货最初在芝加哥交易所问世，既受到美国财政赤字高企的影响，也可以被视为“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瓦解的产物”。

　　“就在20世纪70年代，挂钩美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了，全球主要市场纷纷从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转变，各国国内利率开始市场化的进程，利率波动频率逐渐加快，投资者对规避利率风险的需求日益强烈。”王玮介绍。

　　美国从1970年着手利率市场化改革，最终在1986年左右完成，而美国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