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接受了华尔街见闻副总编辑严婷的独家专访，就全球能源格局与挑战发表了见解。克里斯托弗・弗雷表示，全球能源面临着一系列史无前例的不确定性。能源安全以及价格稳定可以支持经济增长和繁荣，应对能源“三难”挑战―能源安全、能源平等/可负担性，以及减少环境污染，是实现强劲且可持续能源系统的唯一途径。

　　世界能源理事会（WEC）是一个由联合国认可的能源机构和主要的中立网络，代表着近100个国家 3000多个公共和民间组织。在过去近一个世纪内，世界能源理事会一直活跃在能源讨论的第一线，在世界范围引导思想和推动行动，以期为所有人实现可持续和可负担能源的目标。今年5月，克里斯托弗・弗雷参与了第七届阿斯塔纳经济论坛，就全球能源格局等问题发表演讲。

　　华尔街见闻：市场十分关注乌克兰局势对能源市场可能造成的影响，你是否担忧乌克兰东部武装冲突的进一步扩大会对能源供给构成压力，进而推高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

　　克里斯托弗・弗雷：

　　俄罗斯和欧洲注定是能源伙伴。当今世界，天然气的重要性不断增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任何一方都无法承担失去对方的后果。即使不看乌克兰与俄罗斯的状况，能源产业也面临着一系列史无前例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重要投资被迫延后，甚至完全无法进行。通过增进对关键风险因素的了解，包括来自地缘政治、监管或是技术方面的，也有可能源于极端天气或是网络风险，我们可以设法减轻它们带来的影响。我们也要增强对平衡政策框架的理解，来建成强劲和有韧性的基础建设。

　　华尔街见闻：你认为居高不下的石油价格和能源价格的大幅波动，会对全球经济复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克里斯托弗・弗雷：

　　历史经验显示，能源安全以及价格稳定可以支持经济增长和繁荣。然而，仅仅关注能源“三难”挑战的一个方面是有误导性的，其他方面也是同样重要的挑战：除了广泛基础建设投资和能源安全，还有气候与污染、以及能源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应对能源“三难”挑战―能源安全、能源平等/可负担性，以及减少环境污染，是实现强劲且可持续能源系统的唯一途径。

　　处理能源的三难挑战没有捷径，世界上多数国家现在仍然为此绞尽脑汁。我们每年都会统计一个“能源可持续性指数”，该指数是对各国能源政策表现的排名。从国家层面上说，要保证能源安全还需要做很多工作。现在，每个国家都需要调动资金，完成能源基础设施的更新、转型和扩展。而这样的资金调动可能受到政治和监管风险的限制。

　　避免突发且剧烈的政策变化（政治风险）从而实现资金调动的最好办法是采用世界能源理事会（WEC）所制定的平衡政策框架。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关键是，在能源安全问题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所有的国家都要成为世界能源政策框架中的组成部分，并对能源价格、能源可获得性和环境影响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最终，平衡好“三难”挑战是确保每个国家繁荣发展的根基。

　　华尔街见闻：国际能源署（IEA）预测，美国将在2017年之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原油生产者，并在本世纪30年代前实现能源自给自足。这将会如何影响全球能源格局？

　　克里斯托弗・弗雷：

　　美国在非常规能源方面取得的成功已经对全球能源格局造成了影响，它正帮助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并使其拥有了对欧洲和亚洲国家的竞争优势。关键问题是，页岩气革命的成功是否可以复制到其他地区，而页岩气革命是否会对液化天然气（LNG）市场造成影响，进而利于欧亚各国，但这两个问题都不确定。

　　华尔街见闻：谈到北美廉价页岩气的可复制性，你认为这会在短期内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出现吗？

　　克里斯托弗・弗雷：

　　去年，全球钻探出的页岩气井共45000口，而其中仅3900口是在北美以外的地区钻探出来的，可见页岩气革命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美国独有的现象。中国、俄罗斯和阿根廷可能都有巨量的页岩气贮量，而且这些国家也很希望能将美国的成功复制到自己国家。然而， 是否能复制美国的页岩气成功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地质条件是否适宜、水资源是否易得、管道线路是否可用、是否有可以运送设备的道路、资金是否充足、财政刺激是否有吸引力、采矿权是否可得，以及管理技巧是否得宜。这些条件都要拥有，才可能复制美国式的成功。同时，各国的能源富集度各不相同，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华尔街见闻：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能源需求也最大的国家。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示，中国的能源需求，与其经济增速一样，正在逐渐放缓。你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前景和未来能源需求？

　　克里斯托弗・弗雷：

　　中国有很多成功事迹：中国在过去十年里几乎根除了能源贫困的问题，也最大程度地改善了能源利用效率，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成为了“世界的沙特阿拉伯”。但是，中国也面临着挑战。中国如今正面临空气、土壤和水资源领域的污染，以及这些污染对食品、健康和经济发展造成的代价不菲的影响。中国前十年的焦点放在了保证能源安全上，接下来十年的焦点则是治理污染。

　　华尔街见闻：可否介绍一下世界能源理事会与中国的合作情况？

　　克里斯托弗・弗雷：

　　中国很长时间以来都在世界能源理事会表现活跃。最近，中国更积极参与到WEC中，更多参与治理、参加活动和研究。世界能源理事会人数最多的国家代表团就来自中国。而我们去年召开世界能源大会时，中国派出了规模第二大的代表团。我们每年举办的非洲能源大会上，中国参会的企业数量也不断增加。中国现在开始承担更多工作，相信未来中国在这方面还会做得更好。

　　华尔街见闻：尽管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污国，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你对中国这方面的进展有何看法？中国前方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克里斯托弗・弗雷：

　　过去二十年，中国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方面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这要归功于科技的迅猛发展，引进了高效能源基础设施，以及采用了严厉的法律法规，要求要求企业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然而，就像其他国家一样，这方面的进展已有所放缓。事实上，我们发现世界各国在过去五年里的能源效率进展相比过去二十年的平均水平而言有所放缓，中国也没能例外。

　　提高能源效率并非唾手可得的成果。中国有着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人口超过一千万的大城市（megacity），因此中国将来面临的挑战会是找到能源节约型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在城市扩张的同时，降低能源需求和污染程度。

　　华尔街见闻：中国不再盲目扩张风能和太阳能领域的投资，而是取而代之去发展核能、水电和页岩气。你对中国在解决风能和太阳能领域产能过剩的问题上有何建议？

　　克里斯托弗・弗雷：

　　我们看到，在以中国和德国为代表的诸多国家，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十分迅速。而要实现能源转型的成功因素包括：基础设施规划、区域一体化、充分的市场机制，这些因素使得在天气条件不允许太阳能和风能发电时，各国可以后备产能和储备。

　　要成功实现可再生资源的整合，核心有三点：首先，从基础涉世规划来说，只有在具备最好资源的情况下，投入可再生能源才是有意义的。但没有考虑到资源分配的泛泛激励措施，会导致投资超出实际需求，进而导致能源价格更高。

　　其次，区域一体化对可再生能源的最佳使用十分关键。这些能源的生产地往往不会是能源的使用地或储存地，不同地区间歇性供应资源，可以弥补时间上的不匹配，从而使得能源供给保持稳定。

　　最后，随着可再生能源占整个能源系统的比重增加，在没有对备份产能和存储系统提供激励机制的情况下，要保证一直有充足的能源供给变得越来越有挑战性。

　　华尔街见闻：全球各国目前都将经济复苏视为当务之急，有人担心气候变暖的问题会由于人们的忽略而淡出政策议程。你是否也有相同的担忧？

　　克里斯托弗・弗雷：

　　我们每年的《世界能源问题监测》显示，2013年时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确实减少了能源领袖们对气候变化的关注程度。换而言之，我们的确看到，在短期，各国对经济发展的担忧要大于对气候变暖的担忧。此外，来自84个国家的900个能源领袖人物在接受我们的调查时表示，他们并不觉得减排技术―碳捕获及储存技术，可以及时起作用。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令人欣慰的消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美国最近宣布对煤炭工厂设定污染排放限制。

　　我们在世界能源理事会上推广平衡的国家能源政策，其中包括了一个气候变化目标。同时，我们提出建议，表示碳捕获及储存和电力存储领域需要“研究、设计与开发”上进一步的国际合作。我们也开始关注那些对极端天气情况适应力更强的基建规划。

　　华尔街见闻：各国政府在联合国正在商议是否要修订一个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协议，预计协议会在2015年签署，但到2020年才会生效。你是否认为各国会践行协议，2020年行动是否太晚了？

　　克里斯托弗・弗雷：当然，

　　我们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我们的《世界能源情景》(时间范围设定在2050年)显示，我们没能在能源技术上有足够的创新，也没有足够的政策支持，现在我们已经无法实现2050年前将全球变暖温度限制在2摄氏度的目标了。

　　华尔街见闻：最后，谈谈你对新兴市场的技术能源创新的看法？

　　克里斯托弗・弗雷：

　　能源技术创新有多个层面，并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这是一种社会创新，在创新中，人们对拥有和驾驶汽车的需要会发生改变；这是一种金融创新，创造性的融资机制将资金输送到陷入僵局的能源效率板块，并助其克服气候风险；这是一种企业创新，创新中，新的商业模式会支撑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促进乡村供电；这是一种政策创新，创造性的市场规划会在一个可再生能源占到电力市场中绝大部分的市场中实现能源的储藏。稀缺被人认为是创新之母。文化多样性和社会流动性则能为其辅助。那些能将上述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新兴市场国家，将会告诉我们能源转型究竟意味着什么。